尽管如此，会同军分区仍然派遣420团侦察排长刘玉飞先后两次到彭玉清的老巢高庄对其申明政策，劝其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可彭玉清信誓旦旦，叫嚣说：“我彭玉清决不向解放军投降，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宁可自己留下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，也不死在他们手里。”

      此后，他变本加厉，公然与解放军对抗，多次带领匪众，在高庄的枫坡、牛坡、黔城坡等地对剿匪小部队进行伏击。
为了打击彭匪的气焰，彻底歼灭这股邪恶的土匪势力，1950年5月、中共47军140师419团主力对彭匪实施清剿。5月2日，部队进驻彭匪盘踞之地桐树溪、高庄、通溪、公坪一带。

      大军压阵，使灵鸡公处境十分困难，便灵机一动，想出一条诡计，即令各路土匪分散潜伏，将大量武器、弹药和军需品“坚壁清野”，隐藏到悬崖峭壁的岩洞里，以待时机再起。 一天深夜，彭玉清带着他的随从偷偷摸摸到匪霸彭有文家里，密商藏枪的事。谁知他们的谈话被邻居王玉梅听见。王玉梅是童养媳出身，也目睹过土匪的暴行，便将这情况报告给当地驻军。

      在王玉梅引领下，剿匪部队撒开了大网搜查可疑的山洞，均未得到土匪藏的武器。

      正在大家觉得奇观时，发现一个大石头上有泥脚印，说明洞内有人活动过，便继续向前搜索，脚印越来越多，打着火把找来找去，终于找到了彭玉清埋藏的枪支弹药和军需品，其中有8挺机枪、40支步枪、万多发子弹，还有生活用品等物资。

      后备军火库被端，使彭玉清十分恼火，知道这消息是隔壁王妹崽即王玉梅泄露的，便千方百计要杀王妹崽。灵鸡公放风说要杀王玉梅的消息，传到玉梅耳朵里，王玉梅并不害怕：“只要为人民除了害，我死也值得。”部队为了玉梅的安全，于6月13日，将王玉梅送回了家。

      就在玉梅回家的当晚，因驻军主力已外出剿匪，彭玉清的耳目把这一情况告知彭时，彭连夜派其亲信匪中队长彭风铁带领二十个匪徒，全副武装，从四印坡出发到料码头，渡过无水河，偷偷摸到相树溪，将王玉梅家包围了。几名匪徒冲进正屋，一脚踢开王玉梅的房门。王玉梅从梦中惊醒，还来不及起身，就被两名匪徒将其卡住，口里塞进帕子，不让她喊叫。王玉梅无力挣脱。到天亮时，几十个土匪把王玉梅拖进深山里，土匪们兽性大发，将她糟蹋得死去活来。王玉梅嘴里还在骂：“你们这畜牲，解放军总有一天会来收拾你们的！” 14日傍晚，匪徒们便将王玉梅拖上渡船，向四印坡的彭玉清邀功请赏。在渡船上，土匪们扯出塞在王玉梅嘴里的手帕，审问她：“我们彭队长藏枪的地方是你报的信给解放军么？”

      众匪狂吼：“快说，快说，老子枪毙了你。”“你为什么要报？” “我不报，你们这帮畜牲今后还要残害百姓，今天，杀了我王玉梅，们们这伙强盗一个也逃脱不了。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会为我报仇！”这时，船到江心，洪水汹汹，土匪们把王玉梅狠力地推下了大河。 

      6月，秧都已插过，剿匪部队得知彭玉清又企图重组兵力进行顽抗时，建派三个连队进驻彭匪老巢桐树溪一带，对其实施重点清剿。6月21日，彭玉清和他的中队长向岩洛，率六十多名土匪在四印坡一带集结，剿匪部队问讯，立即组织一个排的兵力，在驻怀化的清剿部队配合下，对这股土匪进行突袭。 

      四印坡地处芷江，怀化交界处，地形险要，仅一条小路通往坡顶。灵鸡公凭借这有利地形，躲在四印坡老寨瓜棚子里，倚仗土墙进行返抗。一到天黑，就从寨后密林中逃出。 7月下旬，剿匪部队抓住这一青黄不接、给难以筹措的有利时机，又对彭玉清进行严密的拉网搜剿。部队带着炊具、粮食，一连数日露宿于山林，四处设伏，以图全歼彭玉清匪部。在军事进剿的同时，也不放弃政治攻势。战士们在大树上、山崖上到处写上标语，给土匪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彭玉清一个机枪射手叫张华，过去听信谣言“谁要投降解放军，有死没活”，不想也不敢投降。当他看到山神庙门口上的标语：“首恶必办，协从不问，立功受奖”时，才恍然大悟，找了个机会，带着一挺机枪投诚了。没过多久，彭玉清的另一个小头目周刚和也带一挺机枪投了降。 

      剿匪部队连续几个月向彭玉清发动猛烈的攻击和搜剿，使得彭玉清没一点休息的机会他感到无法在桐树溪一带立足，想和匪首向岩洛等率领残部逃到牛牯坪去，然后从那儿越出县境，窜到麻阳，然后逃往贵州大山里隐匿。 

      8月中旬的一天，天气好得很。当地两个农民正在劳动，突然发现彭匪和向岩洛带着二十个残匪，往牛牯坪泥田方向逃窜。他俩立即跑到罗旧，向解放军驻军部队和区中队报告了情况，驻军部队和区中队立即组织一个排的兵力前往合击。 当解放军突然将其包围时，彭玉清惊慌失措，连忙组织匪兵拚命反抗。剿匪部队在枪战中，打死了向岩洛的老婆，其他匪徒吓得四下逃窜。彭玉清见势不妙，慌忙带了老婆罗氏和两个儿子，在十余名亲信匪兵的掩护下，仓皇逃命。一天夜里，他潜至瓦溪铺彭家院子，原以为亲族们会收留他，没料到谁都在捉他。 

      剿匪部队拉网搜剿的包围圈也在越来越小，越小越紧。周围一些单家独户都被迁往山下，这拼寨联庄的一着，使得土匪们失去了食物的来源。灵鸡公感到了日暮途穷，只得投降。 

      9月19日夜，彭玉清终于同他的亲信匪中队长“呱呱叫”带着9名残匪，1挺机枪，7支步枪，向剿匪部队419团驻当地部队投降。


湘西名匪“曾庆元”

    曾庆元系怀化中方县人，19岁时，他凭借圈子的势力，混进怀化中方媒矿。并当了护矿队的一个头目。

曾庆元平时横蛮成性，在矿上自然是劣迹累累，最后呆不住了，便将保护队部分人枪拉出去，上山当了“山大王”。从此，他便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。 

      1949年3月，曾庆元被“楚汉宫”的双龙头“老佛爷”杨永清委任为“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3纵队”第1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。这以后，曾庆元又组织“国民党人民自卫救国军9路军”，自称“9路军”15旅旅长。不久，又自称“芷怀黔十二游击区总指挥部”指挥长，下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，匪众达400元人，300多支枪。 

      曾庆元占有三县交界处的有利地形，又有杨永清撑腰，加上他和当地劣绅、乡保人员相勾结，故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。知道他的人都不敢得罪他。 

      人民解放军进军湘西后，曾庆元又公然采取对抗态度。多次率领匪徒在黔阳以北， 怀化以南，芷江以东，黄岩以西之三县交界地带及公路沿线，大肆骚扰破坏，气焰十分嚣张。 

      当时为保障安江纱厂开工用媒，解放军派了一个排驻在中方媒矿内，以后还加派两个班的护卫队。1950年元月7日，曾庆元率土匪300余人突然打进矿区，烧、杀、淫、掠好几小时，打死工人四十多人，15名战士除班长负重伤以外，其余全部壮烈牺牲，烧掉一百多间房屋，仓库洗劫一空，同时还掳去11名矿工女眷。 

      1950年4月下旬，也就是47军主力完成入川作战任务返湘西之后，420团一营奉命进驻曾庆元股匪盘踞的三角地带，进行包干清剿。 

      1营在进入这片山高林密的三角地带后，首先集中了三个连的兵力，有重点、有目的地进行多路包围合击，拉网清剿。同时发动民兵配合作战，以图将曾庆元股匪的指挥系统彻底打乱。剿匪部队在短短的20天中，先后出击四十多次，俘匪百余人。5月，又陆续几次围住曾庆元的匪部，大量地杀伤了他的有生力量。 

      曾庆元所部受到重创以后，无法再集中兵力迎战，只好化成若干小股，三五成群，分散潜伏在附件的深山丛林之中，采取“抓一把就走”的战术，抢到一点又上山躲几天，行踪不定，难以捉摸。 

      “敌变我变”，根据匪情的变化，420团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办法，以连排为单位展开全面搜剿。 

      首先，部队曾庆元主要据点中方、华背山、四印坡、长溪等地全部控制起来，使曾庆元匪众没有活动的余地，然后以小分队进行搜索。 

      6月初，420团侦察排同419团4连一个排，在梁山、慈惠安点，彻底打破了曾匪妄图利用舞水河兜圈子的战略，把所有的渡口、桥梁渡船都掌握在可靠人手里，并放暗哨，监视土匪行动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以牛角为号，召集附件民兵、部队予以围歼。
于是，各小股土匪便暂时潜伏、隐蔽起来，进入了“冬眠期”。但土匪毕竟不是“蛇”，还得有食物充肚子，免不了要下山进村弄点粮食。 

      根据这一情况，剿匪部队组织便衣队，化装成老百姓，埋伏于土匪必经之关卡、要道予以伏击。同时，发扬人民战争的长处，组织民兵、群众拉网踩山，捕捉散匪。 

      在清剿部队和民兵的严密势剿下，分散土匪不仅白天不敢露面，晚上也无藏身之地，弹药得不到补充，粮食也弄不到手，于是，山林野果被采摘，葛根蕨菜被挖掘的痕迹，又成了搜索队追踪土匪的重要线索。
6月中旬，剿匪部队将包围圈越缩越小，曾庆元匪部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。这时，部队又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，结合军事清剿的办法，对曾匪展开猛烈的攻心战。 

      部队发动群众，还召开伪甲长会、匪属会和投诚人员会，通过向土匪喊话，宣讲剿匪政策，提出了“三不两要”和“两劝一报”的要求，即采取不通匪、窝匪、资匪，不给土匪饭吃、水喝，不给土匪筹粮集款；“要登记本保甲匪首、匪属，要登记本保甲匪枪、民枪”；“劝匪首带匪众自首；每天报告一次匪情”等措施，使得曾庆元匪众的压力越来越大。 6月底，曾庆元所辖第1中队长曾宪臣，第2中队长潘昌明，第4中队长潘昌远，特务中队长曾西毛崽，都先后携枪向部队投诚。 

      不久，中队长以下的土匪头目曾金元、曾和尚、夏云宣等相继下山向解放军投降。头目们一投降，散匪们自然成了无头羊，凝聚力顿时瓦解。于是，一个一个也带枪械走出了密林，下山来进行了自首登记。 

      众叛亲离，几乎成人孤家寡人的曾庆元也深感中方一带无法藏匿下去，便带着几个贴身随从，偷偷逃到黔阳县茅乡，躲在羊坡林后的深山里，每天由亲戚偷着送点饭，苟延残喘。在这种度日如年的状况下，加上剿匪部队的政治攻势，动员降匪分别去劝说曾庆元投诚，在武力威逼和政治攻势双重压力下，曾匪感已穷途未路，除了投降，别无选择。于是，在7月24日，曾庆元带着曾再兴等6名亲信匪兵，步枪5支，手枪2支，卡宾枪2支，向420团驻中方清剿部队投诚。 

      曾庆元投降之后，被送沅陵学习，镇反时被处决。“文革”后又平反。定为投诚人员。 

      湘西“土匪”血洒异国 

       时至1951年元月15日止，除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外，湘西还关押着30000名土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。其余约60000人经集训教育后遣返农村，依靠觉悟好的农民群众共同监督劳动，解决好生活问题，使其安心生产，不再为非作歹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管制，由农会评议，摘掉其“土匪”的帽子，还其农民的本份。 

      志愿军赴朝作战时，还先后带走10000余名出身好，罪行轻，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，有的直接补入部队，有的参加担架队和运队。在抗美援朝作战中，大多都有很好的表现，许多人还立了战功，当了干部,沅陵寺溪口的土匪姜长禄，进入朝鲜后，作战勇敢无畏，屡立战功，在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中，他的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，打死敌人近2000人，姜长禄四次负伤，荣立三等功；桑植县当过土匪的张福祥，入朝作战后，表现十分突出。在老头山战斗中，坚守阵地的4个战士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仍坚持战斗，打退敌人多次反扑，立了大功；泸溪苗族汉子符胜虎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，先后立了大功一次，小功三次，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。在著名作家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，就有近一半是湘西去的“土匪” 

      原47军139师政委袁福生曾说过，：这些湘西“土匪”特别能打仗，在部队减员较大的情况下，还专门到湘西招了一批“上过山”的“土匪”入朝补充到正规部队中去，使这些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。